“二十四孝”发生、发展探析

高飞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山西太原 030031）

摘要：“孝道”是中国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质之一。然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孝道伦理的缺失已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过程的不争之痛。如何强化孝道教育，稳定家庭和社会伦理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对孝道伦理观念和“二十四孝”产生发展的历史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划分了“二十四孝”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理清了“二十四孝”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

关键词：孝；二十四孝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实际体现。孝的思想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政治、法律、家庭、伦理、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封建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都十分注意通俗的宣传封建礼教和孝道。劝人为孝的俗文故事、诗文、绘画、家训、家规为数众多，然而，最具影响的是《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所辑故事，源自先秦至宋各代，并已在民间流传，至自汉代以后，不仅有故事流传，而且有形象石刻、壁画等。“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人物在各个朝代有增有减。 “二十四孝”故事，从人物数目上看，宋金时期，已近完整，但成书是在元初郭守正所辑得以固定下来。

一、“孝”意识的起源

关于中国人孝意识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这么几种观点：一说起于周代，一说起于殷代，一说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

杨荣国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这样论述“‘孝’的思想产生”：从周人的口语中得知殷人有下述两件事情：一件说是：殷王小乙死了，他儿子武丁曾为他守丧三年，没有理喻国事。另一件就是：武丁的儿子孝己，对他父母很孝顺。只因为他母亲早死，他父亲误听后母的话，把他放逐死了，后来许多人都非常哀悼他。卜辞中有兄已，又有父已，据王国维的研究，就是孝已。只是因为孝已不曾继承王位，所以《世本》和《史记》两书都不曾提到他的名字。这样说来，孝已是确有其人了。至于他为什么被称作孝已，想来这当是由于他对父母孝顺而得名的吧。

在殷代，有了孝的事实，当然也就说明确有了孝的思想产生。

沈善洪、王凤贤对“孝”起于殷商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孝’字最早见于商代卜辞，仅一处，用于地名。商代金文中还有以孝字作人名一例。但据目前已有的文物与资料来看，出现孝字还不足以证明商人已有了孝的观念。《战国策》等先秦著作中所记商王武丁三子名‘孝已’的传说，显然带有很大的赴会成分，不足为据。至西周，周代金文、《周书》《诗经》等著作中都有大量关于孝的记载，证明当时孝的观念已经产生和流行。”[1]

康学伟博士《论孝观念形成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一文中提出，“孝”观念形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他分四类引证史料进行解述，第一类是尧、舜、禹时已有了以孝化民的事实；第二类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已有宗庙；第三类是尧舜禹时已行养老之礼；第四类是关于尧舜孝行的传说。而后结论：已足资证明孝的观念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已经形成了。

宁业高等人在《中国孝文化漫谈》中认为，“孝”意识不只是始成于父系氏族公社，而是显著于或是成熟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孝”字作为人类“孝”意识的书面语言符号见诸于文献，那就不应只视作孝意识启蒙其的上限依据，而可当作为人类孝意识基本成熟的证明。“孝”意识不仅早于“孝”字文献所属的那个时期，而且还必定早于“孝”字产生的年代。因为，文字是意识的产物，先有孝意识，而后才表述文字，“孝”意识应该产生于文明人类的始初期。

综上所述，“孝”意识应产生在氏族时期，至晚，在西周时期一定出现了。“孝”意识的产生为孝行、孝子、孝子图的出现奠定基础。

二、“孝”的发展及墓葬中孝义故事图的出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特定的农耕文明为我国伦理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本质上讲，尊老、养老也是农耕生产的内在要求。农业的早熟与繁盛，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保障，也为养老、尊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古代农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生产经验。事实上，许多农业生产的规律性的东西，都是大量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在上古时期，岁时节律、天象气候的变化，没有什么工具、仪器去测度把握，只能依赖劳动者经验的积累，阅历的增长。有没有丰富的农时农事经验，对于农业收成的丰欠多寡，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在农业社会，老人既是“德”的楷模，更是“智”的化身。后辈敬重和爱戴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长者，年轻者服从、侍奉老年人，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有生产经验的长者的尊从，对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服从，内化为心理情感和道德准则，便是“孝”。

农耕文明和早期的氏族宗法血缘制度，为孝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李泽厚先生认为，“周礼”就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宗法制的习惯统治法规。它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如《礼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2]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型时期，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摇摇欲坠。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在这个动荡的变革时代，明确地站在保守、落后的一方。反对损害君臣父子的既定秩序。提出“仁”的学说，对“礼”作了新的解释。间接的促进了“孝”的发展。孔子对“礼”作的新解释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3]孔子的学说为后世的统治者采纳，更加重视孝的作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所谓的“新”儒家，无论从实践上或理论上，都已大不同于原始儒家，它是在讲求功利效用的法家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尽量吸收改造各家学说后的一种新创造。但它以具有极其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即使进入专制帝国时期，也仍然需要它来维系社会。儒家一贯强调“孝悌”是立国之本，强调作为社会等级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性，总是非常现实地有用和有效的。[4]正因如此，汉代的统治者及其重视孝道，其主要表现有：

首先，汉代孝道的主要理论的依据《礼记》、《孝经》、《春秋繁露》。《礼记》不但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的伦理和政治思想，强调君臣、父子等忠孝道德规范，而且把孝行分为三级，“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而《孝经》则是汉代孝道教育的通用教材，它为天子、卿大夫、士、庶人的行孝提供了可以依据的孝行规范。例如，天子之孝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诸侯之孝为“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士之孝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庶人之孝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5]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则把忠孝之道神化“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

其次，汉代利用政治措施弘扬孝道。汉惠帝时开始，不断选举孝廉、孝悌之人。到武帝时，各地方官吏若举孝廉不利，要受到惩罚。再者，用物质手段来奖励孝子，“惠帝四年，诏举人孝悌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通典卷十三·选举》）文帝曾诏告天下：“孝悌，天下之大顺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6]汉代的统治者这样做，就是要利用孝道来巩固封建社会的君权。《礼记·曾子立孝》指出：“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悌，可谓知终矣。”所谓“忠者，其孝之本与”，一旦具备了孝的品德，忠君也就自然而然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孝子人物故事图出现了。

三、“二十四孝”人物图的出现、发展、演变和定型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最早撰辑者为何人，有几种说法：①清代韩泰华撰《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说：“坊间所刻《二十四孝》，不知所始。后读《永乐大典》，乃是郭守敬之弟守正所集。谢应芳《龟巢集》有《二十四孝赞序》，云常州王达善所赞。《二十四孝》以《孝经》一章冠于编首，盖别是一书。”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元史》有传，不载其弟名和事。郭守正或为郭居敬之误，然郭居敬为福建尤溪县人，与郭守敬应该不同宗。②据〔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6《处士郭先生居敬》载：元代“郭居敬,尤溪人。博学，事亲欢顺，亲殁，哀毁尽礼。尝摭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概，序而系之以诗，用训童蒙。时虞集，欧阳元(玄)欲荐于朝，居敬牢让不起。终身隐于小村，以处士卒。”可见，郭居敬所著《二十四孝》一书，有文(序)有诗而无图。范泓的《典籍便览》和《大田县志》亦称为郭巨敬所辑。③据清家秘本《二十四孝诗注》之二十四章孝行录几晚凫山老人《重刊女二十四孝序》称：“元郭居业辑古今孝子二十四人事迹。”④谢应芳撰《龟巢稿》卷九有《二十四孝赞序》中，提到元人王达善亦编《二十四孝》一书。[7]

据此，二十四孝人物也有不同的版本。一说见于郭居敬《二十四孝》，(范泓编《典籍便览》)这二十四人是：虞舜、汉文帝、曾参、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绩、唐夫人、吴猛、王祥、郭巨、杨香、朱寿昌、庾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诗、王裒、丁兰、孟宗、黄庭坚。一说见于《清家秘本》中的《二十四孝诗注》和《二十四孝行录抄》，他们是：虞舜、董永、丁兰、闵损、郯子、孟宗、朱寿昌、田真、郭巨、老莱子、吴猛、曾参、汉文帝、王裒、杨香、庾黔娄、张孝、黄香、黄庭坚、陆绩、唐夫人、王祥、姜诗、蔡顺。一说见于《孝行录古抄本?二十四孝》，他们是:虞舜、老莱子、郭巨、董永、闵损、曹娥、丁兰、刘明达、元觉、田真、鲁姑、赵孝宗、饱山、韩伯瑜、郯子、杨香。[8]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版本，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下面我们就循着历史的足迹，探寻它的发展发展过程。

（一）“二十四孝”人物图的出现

二十四孝人物图的出现，要追溯到汉代。绘制孝子故事画的这种风俗起码在汉代已经形成，绵延持久。由于汉代大力提倡以孝治国，孝子故事也是社会上常见的伦理教材，也是民间画工常常采用的绘画题材。东汉到北朝期间，孝子故事一直用于人们墓葬中的艺术装饰,除了大力宣扬孝道，彰显墓主及其子孙的孝顺品德以外，可能还具有辟除邪恶的宗教意义。当时绘画中常用的孝子故事数量有限，但它们传承的时间很长，大部分是后来二十四孝的组成部分。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孝义人物故事图最早出现在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画像中，南壁画像有六则分别是：分别是金日磾见阏氏像、李善抚孤、朱明和章孝母、董永卖身侍父、邢渠哺父、柏榆伤亲年老的故事。前石室东壁下石画像：刻孝义故事四则。分别是赵盾舍食于灵辄、刑渠哺父、闵子骞御车失棰、鲁义姑姊的故事。[9]四川乐山柿子湾1号东汉崖墓中也有董永事父与孝孙原谷的雕刻。（见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这说明在东汉，孝子故事是人们墓葬中艺术装饰上的常用主题。这些孝子题材、数量有限，但这些孝子人物是历代孝子中影响最大，绝大部分直至各种二十四孝中依然存在。按照元代郭居敬的《二十四孝》版本，在二十四个孝义人物中，汉代人物占据８人依次是，汉文帝、董永、丁兰、江革、郭巨、黄香、蔡顺、姜诗。充分说明汉代对孝的重视。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图中的人物，有更早时期的如，舜、曾参、子路、闵损等等。但是，目前在墓葬中发现的实物孝子人物图，最早在汉代。所以，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图的出现，应是汉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孝义故事形成的主要时期。继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阶段。虽然晋、南北朝时期释教、道教也很盛行。但它们必须“小心”的附和名教，名教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当时的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在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各个方面加强，强化孝的观念。“二十四孝”中的“陆绩怀橘”、“王祥卧冰”、“孟宗哭笋”、“吴猛饲蚊”等孝义故事都产生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孝行”的重视。但孝义人物故事及数量当时还未形成定制。如，1931年在河南洛阳翟泉村北山邙出土的北魏孝昌三年宁懋石室，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石室上刻有孝行图，包括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母事亲、帝舜等画面。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孝子石棺，两侧用精美的线刻刻了蔡顺、董永、舜、郭巨、孝孙原谷等人的故事。[10]及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图。）1973年夏，宁夏固原发现北魏时期的墓葬，在墓主的棺上有孝子漆画。涉及的孝义人物有：舜、郭巨、伯齐 、蔡顺的行孝故事。[11]1930年在洛阳出土，现存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的北魏元谧石棺线刻孝子图。石棺两帮外侧刻有孝子图，左帮刻：丁兰、韩伯余、郭巨、闵子骞、眉间赤。右帮刻有：原谷、舜、老莱子、董永、伯奇，共十人。画旁均有题词，记载了所画故事的人物名称。[12]魏晋时期的大多成为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的内容。

（二）“二十四孝”的发展

隋唐时期孝子人物故事在墓葬中的发现极少。赵超在《二十四孝何时形成》谈到：“在唐代的壁画、线刻、绢画等艺术作品中，尚很少发现有关孝子的图画。但是，在晚唐至宋初的经卷文书写本中，却已经可以发现“二十四孝”的名称。敦煌卷子见有《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一种，共存三件，为斯7，伯3361，斯3728，内容基本相似”。……此件押座文虽然称为二十四孝，但文中只提到舜、王祥、郭巨、老莱等人。没有列举完全。由于是佛教的宣传品，起首提到了“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净梵王”。可能把目连和释迦牟尼也列入了二十四孝。这是其它提法中未见的。这样，它既表明在唐代末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孝的提法，又反映了一个与后代孝子图不同的二十四孝系统。六十年代重庆井口宋石室墓中，除发现有丁兰、郭巨、陆绩、仲由等人的故事画外，还有目连救母与六师外道谤佛不孝等佛教中有关孝的故事画，和上述相印证。唐代孝子故事已经形成类似二十四孝的系统，还可以敦煌卷子中找到旁证。敦煌写本中共发现五卷《孝子传》，后代二十四孝中的主要人物，在这里都有出现。如：舜子、姜师，蔡顺、老莱、吴猛、曾参、闵子骞、董永、郭巨、江革、鲍出、王祥、王裒、赵孝、刘明达、王武子妻、丁兰、郯子等。”[13]这样看来，在唐代，甚至可能更早就产生了二十四孝的系统。而且，二十四孝可能有多种不同的题材选择。

（三）二十四孝的形成和演变和定型

宋、金时期是二十四孝人物图的形成时期。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广泛的出现了关于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的壁画、砖雕、漆棺、石棺。而且，从宋代到金代，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图明显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形成的过程。如，建国初年，在洛阳市七里河村东发现一具石棺，是北宋宣和五年孙王十三秀才寿棺，棺侧和后挡都是孝子故事图共15幅孝子图。分别是，王武子、姜诗、丁兰、舜子、郭巨、董永、韩伯俞、曹娥、田真、赵孝宗、包中、孟宗、元觉、陆绩、王祥。[14]1992年2月，河南洛宁县东宋乡出土一具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乐重进画像石棺。石棺刻画有22幅孝子图，分别是，曹娥、闵子骞、刘明达、田真、董永、杨香、鲍山、郯子、姜诗、老莱子、韩伯俞、元觉、陆绩、王祥、郭巨、刘殷、王武子、赵孝宗、曾参、鲁义姑、丁兰、孟宗。[15]再就是洛阳北宋张君画像石棺，石棺两帮后半部分和后挡刊刻孝子图，皆有榜提。分别是，赵孝宗、郭巨、丁兰、刘明达、舜子、曹娥、孟宗、蔡顺、王祥、董永、鲁义姑、刘殷、元觉、郯子、鲍山、曾参、姜诗、王武子妻、杨昌、田真三人、韩伯俞、闵子骞、陆绩、老莱子，共计24人，均作阴刻线画。[16]此外，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的拱眼上绘有8幅孝行图；河南林县城关宋墓墓壁上嵌砌有24幅砖雕孝行图；巩县西村宋代石棺上线刻的24幅孝义图。[17]综上，从宋墓来看，其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的组合和数量不尽一致，有的宋墓中的孝子图虽已经发展到24幅，但是，从人物数量看并没有定型。可见，宋时期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

金代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图就比较完整了，“二十四孝”故事已经成为墓葬中常见的壁画内容。如，1983年发现的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内有完整的“二十四孝”人物。依次是，舜子、刘明达、董永、鲍山、赵孝宗、杨香、元觉、姜师、鲁义姑、曾参、蔡顺、闽子骞、胆子、陆绩、刘殷、丁兰、王祥、郭巨、王武子妻、韩伯瑜、田真兄弟、孟宗、曹娥、老莱。[18]于此相似的还有，1973年山西稷山金墓发现完整的二十四孝雕塑形式[19]；1985年山西长治安昌金墓发现完整二十四孝壁画。[20]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到金代，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图，已经形成。

到元代，宋、金时期比较稳定的二十四孝人物图，再原有基础上逐渐转向多元。如，1958年发掘的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墓，墓中出现用阴线刻出的二十四孝图，其二十四孝人物和宋金时期的一致。[21]而尉氏县张氏镇壁画墓中出现的孝义故事却有不同。壁画中出现了新的孝义人物—焦花女，明代万历年间刊刻的《佛说二十四孝贤良宝典》中也列举了焦花女的故事，焦花女之于孝子传，尉氏元墓壁画是较早的一例。[22]此外，也有一些墓葬虽然有二十四孝内容，但不同于宋金时期组合，如，1988年济南柴油机厂元代砖雕壁画墓，出现了朱寿昌、庾黔娄的孝义故事。[23]可见，宋金时期相对稳定的二十四孝组合已经开始松动，面临新的组合了。到明代，二十四孝人物组合与以前已大不相同。出现多种版本，如，《新刻邺架裁万宝全书》卷三所载为：大顺、曾参、闵损、江革、陆绩、郭巨、董永、丁兰、孟宗、王祥、姜诗、田真、陈娥、范宣、王裒、赵咨、仲由、鲍山、王武子、老莱子、韩伯瑜、鲁义姑。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和谐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协调，无根本利害冲突，彼此尊重而形成的良好气氛的社会。和谐社会发端于家庭，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决定了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由家庭和谐可以推广发展为社会和谐。而建构家庭和谐伦理关系，孝道的作用始终是第一位的。今天，虽然社会己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是家庭依然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一个家庭的和谐幸福，是社会安定和繁荣的可靠保障。如今家庭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重视孝道以协调家庭伦理关系就显得更加迫切。

参考文献：